陈越光:即知即行,生命的存在不以生命的终结为终止

2019-02-22 10:52:34 来源:《儒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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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冬,陈越光先生于北京接受访谈

陈越光

1953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浙江诸暨,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湖大学校董会董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副主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国残疾人》杂志创刊主编、《中国农民》杂志社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报》总编辑、《东方》杂志编委会主任、《科技中国》杂志主编等。

2018年秋,承蒙陈越光先生赐赠新书《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方得管窥汤一介先生等前辈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从事研究、教学、出版等工作的诸多细节和一贯精神。这本书的写作平实质朴,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态度和立场令人深受启发。在为访谈做准备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陈先生从事过学术出版、人文教育、跨文化交流、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农村、商业伦理、公益文化等众多社会工作,他以文化学者的身份不断地在具体事务中履行社会责任,即知即行,令人感受到鼓荡人心的生命力量。陈越光先生被媒体评为“2017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2018年度责任先锋”。这篇访谈主要就陈先生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实践和思考而展开,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笔者深切感受到这位“当代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境界。

■ 陈越光先生   □ 曾繁田

一、文化复兴不是复古

□:陈先生,感谢您赐赠新书《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热”,涌现出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等民间文化团体。陈先生先后担任“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这里请您谈一谈八十年代整体的文化氛围,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在其中的独特意义。

■陈越光:我想近代以来,就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来说,八十年代是两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之一,也是两个高峰之一。早先当然是“五四”,再往后看就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而绝后的,只有这两个时期能够相互映照,那就是关注思想、关注文化,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投射在对思想文化的关注上,投射在传统上。在这两个时期,面对现实有种种不满,面对未来有种种困惑,中国人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社会和历史,对文化进行思索和追问。

整个社会如此这般关注文化、关注思想,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不能说此前此后人们不关注文化,但是更多的关注点或者放在经济上,或者放在政治上,或者放在国家的存亡上,文化并不是第一主题。在“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文化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第一主题。而当文化成为第一主题,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然就要追问传统。在追问传统这一点上,“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一脉相承。略有不同的是,“五四”有比较明显的反传统情结,批判传统成为更突出的旋律;而八十年代更注重反思传统,并且八十年代人们对于传统的反思,也包含了对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的反思。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首先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从1983年底1984年初开始出版丛书;然后是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12月成立;再后来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6年出书。当时社会上习惯于分类,“走向未来”丛书称为“科学派”,中国文化书院称为“传统文化派”,“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称为“西学人文派”。这种分类当然是很偏颇的,但是大家习惯上要有个归纳。

中国文化书院被称为“传统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大脉络特别注重传承。像是学术界就会问,你的老师是谁,老师的老师是谁,讲究师承,重视纵向的代际关系。但是二十世纪有两个时期很特殊,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八十年代,有种一代新人横空出世的感觉。如果对《新青年》做个关键词检索,甚至都不需要检索,一卷一卷通读下去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词迎面而来,不断地出现“我们”。《新青年》当然是青年运动,而“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断代概念,代表这一代新人的自我认同。

八十年代初我本人也在读大学,1979年我就在大学里创办了一个民间刊物,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给那个刊物起名叫《我们》。当时我也没有通读过《新青年》,但是就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一代人起来了。后来十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办一个刊物就叫《这一代》。那时候团中央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对话会,某次对话会上有一位老同志就说,你们这个刊物叫《这一代》,那你们就不要老一代了啊?哈哈!这里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代际文化。八十年代很突出的一个词叫“中青年”,似乎中青年代表了改革,当时很强调一种观念叫“一代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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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活动合影。前排左起:陈方正、王元化、周策纵、汤一介、庞朴诸先生;后排右起:王守常、林毓生、李中华、周质平、陈越光诸先生

就在这样一个凸显代际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书院依然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传承。它不强调“我们”,不强调“这一代”。中国文华书院“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都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生人。作为中坚力量的一代,像汤一介、庞朴、李泽厚、陈鼓应、乐黛云、孙长江、谢龙等,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人。最前沿的新生代像鲁军、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都是四五十年代生人。这就形成了一个几代人的联合体,以跨代际的结合为特征。而“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内部规定是,编委会成员不超过四十五岁。“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更年轻,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的。

代际结合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是:当时无论是“科学派”主张科学理性,还是“西学派”引入西方人文学术思想,在学术思想上都以西学为背景,而中国文化书院则以中学为背景。中国文化书院作为“传统派”,又绝不是“复古派”。比如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依然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那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由“五四”的乳汁养育起来,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传统的批判。在中国文化当中,传统和反传统始终相辅相成,我们的传统里面就包含着反传统,包含着对传统的批判性思考。八十年代整体的思想背景是对传统进行反思,而中国文化书院高举起传承的旗帜,主张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2014年底中国文化书院举行建院三十年庆典,当时我做一个视频致辞,希望对中国文化书院做一个界定性的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并且是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它代表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反思传统的整体背景中,举起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这样一面旗帜,它代表了中国思想历史传承的方向;中国文化书院汇合了自‘五四’以来历经各种政治风霜的几代学者,它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追求学术尊严和学术梦想的精神传统。”总起来说,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间,中国文化书院所具有的独特性就是,在反思传统的大背景下坚持继承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大方向下强调中国文化本位。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西方文化走进中国”。陈先生也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书院所追求的是“复兴”,而不是“复古”。

■陈越光:那句话实际上是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八十年代初,郎平作为队长的中国女排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冯先生说,我们文化人也应该有这个志向,中国文化也应该走向世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这句话,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写在章程,印在学员的毕业证书上,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时代命题,就是怎样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

当西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前面是船坚炮利,背后则是制度文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他者。那么我们自己的文化怎样来面对这些?井水不犯河水,这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喜欢强调说,中国文化有特殊性。不错,中国文化确实具有民族性,适合中国人。比如过春节的时候,年初三以后各种交通费用便宜一半,但是大家还是要赶在年三十当天回家。便宜一半省许多钱啊,晚几天到家有啥关系呢?那就是不行!中国人把家庭亲情视为至上,把亲人之间的团聚看得无比重要,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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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陈越光先生与庞朴先生(中)、孙长江先生(右)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任何文化都有民族性,也都有世界性,那么所谓特殊性又是什么呢,根本说不清楚。强调所谓特殊性,也许是要借用中国文化中间的民族性来抵制西方文化中间的世界性。有人看不到西方文化也具有民族性,而认为西方文化完全是世界性的,这显然是一种偏颇。而过分宣扬所谓特殊性,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断难苟同。先生们当然认定中国文化和所有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民族性,但是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那就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中国文化在本源上就具有世界性。所谓“家国天下”,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格局。

远在轴心时代,我们并不知道除了中国的道德性礼制文明以外,还有古希腊的思辨性认知文明、希伯来的拯救性宗教文明、古印度的解脱性宗教文明。但是往圣先贤绝不会说,华夏文明只局限在这一块地域之内,而是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普天下的。“天下”这个概念本来就不限于某个具体的区域,凡是被这个文明浸润的,就与我们是一样的。在边远地区而接受这个文明,那就是华夏;在中心地区而拒绝这个文明,那就是蛮夷。

中国文化是民族的,当然也是世界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不但能够适应现代世界,并且具有普遍价值。我们心目中的文化复兴,不只是作为本民族自身的工作,我们并不以民族自限,而是要献益于全世界。其实“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已经包含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一个命题在里面。当然这个命题既是时代的命题,也是历史的命题。

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几乎没有哪一位是复古派。他们所倡导的文化复兴,始终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转换和创造。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一再说,要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状态,而文化传统是指在生活世界中间持续发展着的文明。今天我们说尊重民族性,符合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不是要符合历史上某种既有的状态,而是要符合这样一种活着的精神。比如说有人提倡穿汉服,那么汉朝的服装、唐朝的服装、清朝的服装,哪个是汉服?而文化传统则是说,我们的衣着里面包含了礼仪的审美因素。

二、尊严不可以转让

□:从陈先生提供的照片资料中,我们看到汤一介先生生前为管理中国文化书院、筹建民办大学所写的许多信函,清淡的字迹当中灌注着不倦的心力。陈先生写书、演讲、参会反复谈到汤一介先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能否请您描述一下汤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书院的期许?

■陈越光:最初创立中国文化书院,其实抱着一个念头。汤先生他们感到现代教育都是课程式教育,老师讲完课就走,而中国传统讲“师道”,传道、授业、解惑,书院可以延续导师制这种形式。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从政策层面上取消了民办教育,教育由政府统一管理。而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都一再讲,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传统是官学、私学两条腿走路,私学就是私塾和书院。

汤先生在教育问题上有这么几个看法:第一,他认为中国教育应该保持两种模式,应该有民办书院的一席之地。第二,他常年在北大等高等学府工作,自然能够看到现行高等教育的一些弊端,希望有所改进。汤先生多次讲,我们国家推动企业改革,一方面要引进外资发展合资企业,一方面要发展民营企业,这样做既是补充,也是冲击,能够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且成功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需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来推动。我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已经认识到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补充和竞争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教育还是一条腿走路,导致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应试化。第三,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汤先生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一些梦想,期望做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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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手迹  “筹建私立综合性大学的设想”

汤先生筹划创办一所民办大学,他关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规划设立国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关心在今天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何互动,规划设立跨文化学院;他希望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规划设立新型的商学院。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怎么面对他者,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后来他在中国文化书院设立了跨文化研究院,由乐黛云先生任院长,由我任副院长,还尝试和欧洲联合办中欧无墙大学。另外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希望写一本书探讨中国文化对现代工商业的支撑作用。很遗憾,这本书没能完成。

汤先生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确实怀抱一些梦想。1999年他给我们都写了信,还专门邀我过去谈了好几次,后来他自己做了方案,跟我说:“越光啊,我要是能筹到五千万,我就把钱交给你,你把这所大学办好。”但是设立民办大学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行政许可的问题,当时没有可能实现。回过头去看汤先生在那个时期所做的方案,其实有很好的现实性,他设想高起点、小而精,设想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想成立党委会来保证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委书记成为校董会的当然成员等等。近二十年以前汤先生提出的这些设想,现在成立西湖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这样规定的。

汤先生在教育上有梦想、有追求,也有非常明细的策划,但是历史条件不成熟,他的努力在当时不可能取得现实的成果。每个人做事情都想做成,但是我始终认为,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已经被平庸消磨掉了;而那些一时没能成功的远大目标,却像灯塔一样感召着、感动着后来人。你去挂起一盏灯,去尝试,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个梦想没能实现,但是你把这盏灯挂了上去,它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后来人会被历史所打动,接过这种力量而前行。

□:这让我们想起泰戈尔的短诗:“西沉的太阳感叹道:我落山以后,谁来接替我的工作呢?瓦灯回答说:我愿意尽我所能。”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把关注点放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过文化热、美学热、诗歌热。而时至今日,好像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房价、股市、富豪这些事情上了。

■陈越光:我觉得关注这些也不能说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这些关注停留在那里,没能往前再进一步,就有些遗憾。更多地面向现实生活、面向基本需求,本身没什么不好。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人们关注这些东西很正常。但是遗憾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看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走出神的世界,把对神的膜拜转向对人的颂扬,把对神的旨意的信奉转向对人的需求的关注。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物欲膨胀的世俗世界,也有人感慨那个时代很平庸。但是就在那个时期,在雕塑、绘画、哲学、诗歌、音乐等领域,出现了大量杰出的作品,留存下来丰富的精神创造,而它的主题是对于人的显扬。

八十年代也有人觉得,相比过去,现在太注重物质利益了。而实际上八十年代有点文艺复兴的气象,面对人的基本需求和自然欲望,鼓舞起来一种人本主义精神,升华出“大写的人”。关注人的感情的正当性,满足人的欲望的正当性,维护人的权利的正当性,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今天令我们感觉到遗憾的,不是关注房价、关注股票,而是这些关注没有取得升华。我们没有强化它背后对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关切,每个人只注意自己得到了一点具体的利益。应该看到正当的利益背后存在着一种精神,并且可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目前的状况尽管有些遗憾,但也不必担忧,这是一个阶段,迟早会过去。如果大家关注自己的正当利益,并且能够在这种关注当中懂得群己的权限,懂得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从现实利益中间看到自身权益,我认为这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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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陈越光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右)于季先生家中

□:我们读到陈先生的一段记述:“汤一介先生带我去见季羡林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季先生。季先生问我,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是什么?我一时没答上来。季先生就说,骨气。为什么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是骨气呢?站在一旁的汤先生补充道,所谓骨气就是在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先生说的那句话。庞先生说:康德的理论有价值、有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是不可以转让的。”庞朴先生从康德著作当中读出“尊严”两个字,这是一种直抵生命的阅读,赋予生命以价值。有时候我们感到,转让几乎成为了生活的主题,我们每天都在把自己的生命兑换成钱财。

■陈越光:季羡林先生八十寿辰当天我不在场。寿辰过了几天以后,我将要到中国文化书院任副院长,主持书院的日常工作,在院务委员会开会任命副院长之前,汤一介先生跟我说,季先生要先见见我,就带我去拜访季先生。季先生的家在北大朗润园十三号楼,那天我们三人就在季先生的书房里谈话,书房里全都是老式的书架,窗也不大,八月份的天气,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在书架上,尘埃飞扬。季先生当然首先表示欢迎我过去工作,也说了许多拜托的话,然后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从梁先生以来,你看到书院的传统是什么?”

在梁漱溟先生之后,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是由季羡林先生接任的。这些情况我有所了解,但是我没有想到初次见面季先生会这样问我。当时我还在考虑这个传统是什么,还没有回答。季先生看我没说话,他就说了两个字:骨气。季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就是有骨气。季先生说了这个话以后,汤先生在旁边做了一个补充:“就是之前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先生说的那句话。庞先生说,康德学说有价值、有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是不可以转让的。”价值和尊严,是康德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尊严不可以转让,汤先生借用这个话来回应季先生所说的骨气。人有骨气才可以有尊严,一旦想转让就没有尊严了。

孔子讲过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追求“为己之学”一以贯之,例如荀子就认为,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真正的学问能够涵养德性,而德性浸润我们整个身心,成全一个人。小人之学呢,“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小人拿着学问去跟别人做交易。“为己之学”作为古训,里面就有一种尊严,求学为的是涵养心性,实现人之为人的成长。学问不能拿来交易,不能拿着几斤几两去贩卖。

另外,孔子讲“为己之学”,指的是“道”这个层面。树立价值观,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属于求道的层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道日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用佛家的语言来讲,把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疑去掉。王阳明比喻说,镜子不明,是加点东西呢,还是减点东西?当然不能加了,要擦掉嘛!而“为学日益”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增益各方面的学识。

三、经典是生命的灯火

□: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先生发起并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当时发起诵读工程有着怎样的机缘,收获了怎样的效果,能否请陈先生讲一些细节?

■陈越光:说起这个机缘,其实是南怀瑾先生的倡议。南老师先向徐永光提出来,然后永光就来找我。开始我只是答应帮忙出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完成以后,徐永光多会说话啊,我的这位老朋友,呵呵,1998年元旦他跟我说:“越光,这样的方案,除了你谁还做得出来?”这句话先把我架在那里,接着第二句话就是:“这样的方案,除了你谁还能实施得了?”那个意思就是,你做的方案,连你都做不了,谁还做得了,所以只能你自己去做。用现在的话说,我被永光“套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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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陈越光先生与南怀瑾先生(中)、徐永光先生(右)在香港南怀瑾先生寓所

在这以前,我随金观涛先生拜访过南老师,后来确定下来要我去做经典诵读工程,和南老师的接触自然就多了。可以说,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界的大家,我有过接触和交往的并不少,我没有能力来评价他们的学问高低,但可以说南老师是他们中间最通达的一个。后来我找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商量请教这件事,请他们支持。最终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杨振宁、汤一介五位先生作为顾问,南怀瑾先生作为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我提出的主题口号是“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得到他们的赞赏。

当时我们的愿景是,形成一个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在大转折的时代里,中华民族在走向未来,而我们更愿意走向一个有传统的未来,希望通向美丽新世纪的大路上,既有传承也有创造。我们希望传统文化从博物馆、图书馆中间走出来,走到活着的当代人中间去,走进新生活中间去。当时有个目标是,让超过三百万个孩子参与经典诵读工程,而一个孩子背后还有十个成年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姑姑舅舅等等,都会受影响。我们的目标是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参与,三千万到五千万人受影响。再通过组织活动,借助媒体宣传,可以影响十分之一的当代中国人。这样一来,就初步形成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了。

实际的推进效果比预期的快得多。起初我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他提醒目标不可太大,不可操之过急。结果到第五年,参与人数就超过了五百万。前后做了八年,差不多八百万少年儿童参与。组织诵读活动造成的影响尤其大,比如有一次在河南孟州的大广场上举办“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百县计划’启动仪式”,到会人数超过了整个县城人口的一半,七万人的县城,有三万多人在广场上。台湾地区一些小学组织学生来天津和我们交流,看到一个体育场里两三千人集体诵读,他们感到很震惊。后来我们也和一些国际组织交流,外国人听不懂,但是听到孩子们充满稚气的声音,看到他们闪闪发亮的目光,也是大为感动。

1999年,国际儒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国际儒联第二次会员大会”。据说会上有一位学者说,儒学发生在中国,但是保存在日本。他举了许多例子,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还写毛笔字吗,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开书法课,但是日本的大学就有。大家在台下听着很憋气。下午我在大会上有一个致辞,讲经典诵读工程的立意和目标。现场一片掌声,大家觉得很解气,我们还有弘扬传统文化的工程呢!致辞结束以后,我们组织一些六七岁的孩子上台背诵《论语》。之前是一片掌声,现在是一片笑声。因为这些小孩儿上台,大多不走两边的台阶,他们到了台前连滚带爬就翻上去,所以会场里一片笑声。而当孩子们站起来,开始背《论语》,哇啦哇啦齐声背诵,下面一片哭声,许多老先生抹着泪上来拥抱这些孩子。老先生们内心受到了感染,也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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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陈越光先生在河北赤城县农村学校考察“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情况

我们也请第三方机构对诵读工程做过评估,诵读古诗文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和品性习惯养成有明显效果。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方式,认为是死记硬背。其实,背诵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又不考试,不“死”也不“硬”嘛。我们到一个学校去推广诵读工程,通常的工作方法是由大学生社工找到校长,先请校长看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读本,再由校长帮助找一个语文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进行试点。找到这位语文老师以后,会请老师帮助在班上找五个语文考试成绩最差的孩子。大学生社工给这五个孩子每人一本书,隔一天来一回,辅导他们背诵。我们对这位班主任老师有个要求,一个月之后要开一次班会,让这五个孩子上讲台背诵古诗文。

这五个孩子回到家,就会跟父母亲说起,自己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这些孩子平时考试成绩差,用家长的话说,除了不守纪律被老师叫起来批评,在班上就没有机会站起来讲话。这次他们要当着全班背诵古诗文,家长很重视,觉得是个荣誉。而这几个孩子自己也觉得很神秘,班上同学们都打听,他们接受了一个什么任务,而他们还要保密。这样过了一个月,五个孩子上台背诵诗词、背诵古文,把全班同学都震住了。诵读古诗文和平时上课没有关系,我们每到一个学校都是找成绩最差的学生。这些学生平时不受重视,这次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背诵古诗文,他们很投入,主动性就调动起来了,后来学习成绩也上来了,学生家长也很高兴。

北大附小就是从一个班开始试点,到一个年级,再到全校三千六百多学生全部参加。第一个试点的班,到六年级面临小升初的毕业考试了,有两三个家长给班主任写信说,这个活动很好,但是中考并没有古诗文背诵,到了六年级是不是可以停一停?那个班主任就把两封信在班会上公布,让全班同学讨论,同学们都坚决要求继续诵读。再开家长会,大部分家长没有学生那么坚决,但是也全都赞成继续诵读。接着那个班主任就鼓励学生说,这个事情可能有争议,你们既然要继续诵读,就要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那一年的毕业考试,那个班取得了语数外三科全年级第一,班上所有同学语数外三科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经典诵读活动,做了八年。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开创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界定在“校园以内,课堂以外”,不认为可以取代常规教学。这个目标已经实现。2006年以后,经典诵读工程就不再继续推动了。

□:我们确实有必要对背诵有个更完整地认识。当初上学的时候,那些物理、化学、英语几乎忘干净了,平时也用不到。而背诵下来的古诗文确实是最大的收获,今天仍然能背得出来,从中体察人生最根本的情志和觉悟。其实对于学生来说,背诵的过程并不痛苦,痛苦的是老师在教室里检查背诵。现在三十多岁读《庄子》,自己抱着三四种注本对比阅读了解文义,这个确实重要,但是我越来越感到,比这种阅读重要得多的,是把原文背诵下来,或者熟读成诵。且不论对错得失,关键在于自己愿意背诵,背诵成为一种自觉。

■陈越光:打个比方说吧,自然科学的知识如同走楼梯,前一个台阶没走完,后一个台阶就跨不上去,而跨上去了以后呢,前一个台阶可能就不需要了。但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古诗文呢,如同乘坐观光电梯,人在电梯里站着没动,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走,所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境界不一样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人三岁就会背,三十三岁有什么体会,六十三岁有什么体会,大不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范仲淹的名句,三四十岁时候的理解和七八十岁时候的理解大不一样。

另外我想说,什么是经典?经典并不是孤立的知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经典当中凝聚着对历史、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层次的关怀,超越当时当地的条件,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制约而长久存在,经典揭示出来的精神内涵,用司马迁的话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第二,经典是在漫长岁月里面不断淘洗而存留下来的,它不是一时的风潮、一时的热点,它在历史进程中间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筛选。经典并不局限在某个知识系统里面,而能够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有丰厚的馈赠。可以说,经典是生命的灯火。

四、生命的存在能够超越生命的终结

□:陈先生以“老义工”的身份参与“希望工程”相关工作,自1991年开始,先后担任海外爱心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青基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社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等。至2013年底告别青基会时,您致辞说:“我在这里付出了时间,而这个事业却赋予时间以生命,使我付出的时间在这里成为有意义的生命。”

■陈越光:我参与“希望工程”的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吧。第一块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它是“希望工程”的一个后续项目。当时我们曾经说,“希望工程”解决“有书读”的问题,“诵读工程”解决“读好书”的问题。作为一个后续,经典诵读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独立项目,由我来主导实施。第二块呢,主要是“希望工程”的治理结构。第三块呢,是启动阶段的推广。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我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治理结构、诵读工程这两件事情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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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先生(右)获《南方周末》2018年度“社会责任先锋”

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此后推出“希望工程”这个项目。“希望工程”在当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救助几百万面临失学的儿童,或者建设一万多所“希望小学”。救助失学儿童,建设希望小学,这是摆在前面的意义,“希望工程”背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在中国开拓出了社会支持的公共空间。而在这后面是对于人性向善的引导,属于价值理念的建设,“希望工程”在这些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可能更大、更远。

我们作为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在生活处境比我们更困难的人面前,我们认识到自己仍然有为善的力量。而且走出这一步,并不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往往是举手之劳,让渡一点点微薄的利益,就可以帮助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希望工程”起到了教化的作用。现在各类公益项目已经多了起来,而在当时“希望工程”是唯一的,它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因此,我们这些人为之付出一点时间或者付出一点金钱,那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工程”回馈给我们的是精神的提升。

□:那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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